北京餐厅施工:共和国纪事:1950年抗美援朝-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定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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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纪事:1950年抗美援朝-

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定出兵

  2009年08月02日10:24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www.8ihang.cn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解放军步兵部队在天安门前接受检阅。新华社发(资料照片)

   【前言】

    时间开始了。1949年10月1日,世界在倾听来自东方声音。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从五千年文明中走来的古老的中国,这是从一百年屈辱中站起的崭新的中国。

  开国大典本应是场庆祝新生的狂欢,然而由于形势复杂,旧敌环伺,只好提前三个月举行,空军带弹受阅绝无仅有。60年过去了,记录在影像中的开国大典依然炽烈,依然震撼,其背后的故事依然新鲜,依然动人。

  【文章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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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国大典提前三个月举行

  新中国成立前夕,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了秘密访问。访苏期间,斯大林曾问刘少奇,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刘少奇根据出国前中共中央酝酿的意见据实相告: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可能是1月1日。斯大林建议: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醒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刘少奇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忠告,他立刻向中共中央作出汇报。

  在认真审视国际国内形势后,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定:1949年10月1日成立新中国中央政府,同时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

  阅兵式列入开国大典

  1949年7月,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决定将阅兵式作为开国大典的三项内容之一

  新政协筹备会议在6月15日开始开会,7月7日过后,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筹委会根据中央指示拟定的开国大典有三项内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

  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阅兵总指挥由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由杨成武(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唐延杰(华北军区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训练处处长)、刘仁(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京市委书记)等人担任。杨成武兼任阅兵指挥所主任,唐延杰兼副主任。

  曾考虑在西苑机场阅兵

  阅兵式地点有两套方案:一是天安门广场,一是西苑机场。最终接受周恩来意见定在天安门广场

  当时由阅兵指挥所正副主任杨成武与唐延杰受命主持起草了一个《阅兵典礼方案》。阅兵方案提供了两个地点供中央最后确定:一是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二是市郊西苑机场。

  这两套方案各有优缺点。天安门地处北平市中心,天安门周围的街道四通八达,受阅部队和参加庆典的群众容易集中,在这里举行开国大典无疑会增加热烈的气氛和效果。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台,便于检阅。但是,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四小时;当时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阅兵方队的排面不能太宽。

  与天安门相比较,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刚进北平时曾在西苑成功地举行过阅兵。更重要的原因是,那里地处郊区,地形开阔,万一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袭击也便于疏散和隐蔽。但缺陷是,首先须另搭两三个看台,工程大,且不如天安门城楼宏伟壮观;其次,西苑机场距市区较远,数十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都不方便。

  两套方案,阅兵指挥部倾向于第一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写下了自己的意见:

  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

  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 九·二

  最终,中共中央采纳周恩来的意见,将阅兵式地点定在天安门。

  阅兵分列式是按海、陆、空的顺序,海军方队率先出场,这与以后历次国庆阅兵都不同

  1949年10月1日下午4点35分,开国大典阅兵分列式开始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雄壮节奏声中,海军方队走在最前面。来自安东海军学校与华东军区海军的两个方队:海军军官方队和水兵方队昂首率先走过天安门,代表着新中国最早的海军。他们当中许多是“重庆”与“灵甫”两舰起义的官兵。当他们通过天安门主席台时,广场上顿时群情激昂、欢声雷动。这不仅因为海军是人民军队新出现的军种,也是因为海军的服装特别——以蓝白色为基调,与草绿色的陆军服装明显不同;大檐帽、水兵帽、飘带、披肩更是海军特有的。

  开国大典阅兵式是按海、陆、空的出场顺序。当时的习惯叫法是“海陆空军”,如“海陆空军大元帅”。而1950年以后,在天安门举行的历次国庆阅兵式,都是按陆、海、空的顺序。


  1950年10月8日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黄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带领下,秘密地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立足未稳,罪恶的战争魔爪便伸进了弱小的邻国。此刻,是保持中立隔岸观火,还是伸张正义出兵相助?共和国的领袖们被推至紧急决断的艰难境地。毛泽东在烟雾里徘徊低吟,周恩来则奔走于异国他乡,频繁的电报,彻夜的交谈,每一个步骤都被反复掂量……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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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兵朝鲜,毛泽东终于说服了大多数同志

  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新中国刚刚长了半岁。

  1950年9月15日拂晓,美军以海陆空7万兵力在仁川登陆。朝鲜形势急转直下。

  10月1日,初升的共和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礼炮、鲜花、贺电和天空放飞的鸽子,交织成一派和平景象。然而,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带来的金日成首相的亲笔信。朴宪永一到北京,就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求援,并把金日成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着信,眉头渐渐锁紧,长叹一口粗气。信的语气急迫,并透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信中说:“毛泽东同志:?……如果敌人继续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应付此危机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时间已是深夜,金日成在首相官邸紧急召见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武官柴成文,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倪志亮的电报迅速发回国内,摆在了毛泽东的桌上。

  天安门广场狂欢的人群刚刚散去,施放礼花的战士还站在炮位上,一墙之隔的中南海内,颐年堂的会议厅里仍然亮着灯,毛泽东临时召集书记处成员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这件事要管;不管,美国侵略者将更猖獗,无论对朝鲜,对中国,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步,谁都清楚,要管,就要冒风险。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成了议论的主要内容。

  周恩来出言谨慎,他列举了一些数字:美国一个军仅70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就有1000多门,同时还有坦克近500辆,而解放军平均一个军才有这样的大炮36门,东北边防军一个军最多也只有290门,况且还没有坦克。再加上美军拥有制空权,解放军的第一批空军最快也要到1951年2月才能有300多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在装备及火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贸然投入对美作战,是否有利呢?

  其他几位领导人都说到,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人民刚刚得到和平和稳定,国家刚刚开始进入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建设时期。出兵朝鲜,对美作战,不能不考虑美国向中国宣战的严重可能性,如果在朝鲜作战不能很快取得胜利,即使仅仅形成两军相持的局面,美国必定会变本加厉地实施对中国大陆的空中打击和海上进犯,结果将不可避免地严重破坏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并引起国内的政治恐慌。

  现实,使得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对出兵条件的估计变得谨慎多了,顾虑也多了。除了毛泽东以外,与会者几乎都对迅速出兵感到没有太多的把握。当然,毛泽东仍旧相信,权衡利弊,出兵比不出兵好。关键是苏联能否帮助解决解放军与美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

  服务员从毛泽东身边的茶几上端走了满满一缸烟头。议论一直到天明,毛泽东不时长吁短叹,最后他缓缓地说了几句:“你们讲的都有道理,可是人家有困难,我们在一旁看着心里不好受呀。”

  毛泽东的逻辑虽然没有根本解除与会领导人的思想顾虑,但也没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对出兵的理由。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和决定出兵问题。他连夜起草了两封电报,一封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和当时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第十三集团军司令员邓华,要他们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入朝作战;一封给斯大林,明确说明: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中国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这取决于苏联援助装备的情况。

  再作商议之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作过交谈。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他们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我们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在一旁看着敌人把朝鲜灭亡了。唇亡齿寒嘛,怎能见死不救呢?另外,为了我们自己的建设也要出兵。”他和周恩来最后定下一个基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0月2日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高岗和代总长聂荣臻等,重新来到颐年堂开会。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大多数同志终于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出兵朝鲜。